精选小说财富的真相——你应该知道的98个经济学关键词

第7章

财富的真相——你应该知道的98个经济学关键词是一本令人心动的小说，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令人难以自拔。读者们被吴永佩的勇气和坚持所感动。小说已经连载到了第10章 幸福指数 用经济学的眼光探索幸福的奥秘，总字数超过24.7万字，深受书迷喜爱。

书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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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华山论剑 博弈的艺术

第10章 幸福指数 用经济学的眼光探索幸福的奥秘

作品阅读

怎么选择才是对的 有趣的经济学现象

第1节 高于生命的商业法则——信用

第2节 甘地丢鞋的故事——沉没成本

第3节 生意场上的门当户对——帕累托最优

第4节 多数服从少数——二八定律

第5节 大象的舞蹈——规模经济

第6节 科斯的灯塔——公共产品

第7节 三十六计走为上——用脚投票

第8节 经济学家最头痛的事——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

第9节 最隐蔽的税收——通货膨胀税

第10节 为什么收入高的人多交税——效率与公平

第1节 高于生命的商业法则——信用

我们平时向人借钱或者借用什么东西，都会说：“放心，我会很快还给你的，我是很讲信用的人！”对方也会不放心地叮嘱：“你可一定要讲信用哦！不然我就……”为什么大家都要提到“信用”二字呢？到底信用是什么呢？

单纯从文字的角度来理解，信用就是“言而有信”，能够履行诺言而取得的信任，是一种长时间积累下来的履行过承诺的正面记录。就像俗话说的“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在经济活动中，同样离不开“信用”二字。经济学范畴中的信用是指在商品交换过程中，交易一方所具有的以将来偿还的方式获得另一方财物或服务的能力。《新帕格雷夫经济大辞典》对信用的解释则是：“提供信贷意味着把对某物（如一笔钱）的财产权给以让渡，以交换在将来的某一特定时刻对另外的物品（如另外一部分钱）的所有权。”无论怎样解释，依据信用的交易方式，都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式的，它的依据是获得财物或服务的一方所做出的未来支付承诺，或称“诚信度”。

从经济的角度理解“信用”，无非是一种建立在平等和互信基础上的交易行为，你借入一笔钱或者货物，从信用的角度可以看成一种消费行为，消费的是一段时间内的使用权，利用借到的物资获取经济利益，同时承担着按期归还及额外付出一定报酬的义务；而借给你的人从信用角度则可以视为一种投资行为，通过借出一段时间的资产使用权来获得一定的报酬。交易双方各取所需，权利与义务对等。然而在这些冷冰冰的描述背后，是那些重视诚信的人们忠实、坚定地维护它们的故事，或者悲壮，或者感人，或者温馨，给经济学增加了不少人文色彩，令它更加丰满和美丽。

荷兰是一个平均海拔低于海平面的低地国，然而荷兰人精于经商，人称“海上马车夫”。荷兰商业帝国的崛起有着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荷兰人的重诚信。

相传早在1596年，荷兰的一个船长带着一批货取道北冰洋返回荷兰，可是不幸被冰封的海面困在了北极圈内。北极圈内的冬季极其漫长，长达8个月之久，这条荷兰船上17个水手死了8个，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不管死神怎样在眼皮下徘徊，这些荷兰人丝毫没有动用那些别人委托给他们运输的货物，即使这些货物中有不少衣物、食品和药物，足以挽救他们的生命。好不容易挨过了冰封期，幸存的荷兰人把货物完好无损地带回国，送到委托人手中。

荷兰人够“傻”吗？在死亡的威胁面前，他们其实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先打开托运箱，把能吃的能治病的先用掉，活着回到目的地，再加倍偿还——有什么重得过生命呢？我想，任何人都没法反对这种求生的权宜之计。可是，荷兰商人偏偏没有这样做，在他们眼里，还真有重得过生命的，那就是多少年来苦心累积起来的商业信用！作为商人他们清楚，再好的信用因为一次做错往往就会丧失殆尽。因此他们以生命的代价，守住信用，守住了绵延数百年不败的商业奇迹。正是因为这种“傻劲”，当时人口仅仅100多万的荷兰，成为一个富庶又强大的贸易大国，其商业地位，至今不衰。

看过荷兰人的感人故事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信用的分类，它也分很多种，分别有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用，甚至社会和群体之间的信用。

一种被称为商业信用（也叫作交易信用，trade credit），或者简称为B-B信用。主要是指企业与企业之间的非现金交易，也就是“赊销”。由于买方不是立即付款，卖方交付货物，实质是暂时把应收货款借给买方。有时买方在支付货款时还要加付一部分利息，因而赊货有时往往比现货要贵。

此外，赊销的对象并不仅仅是一些有形的商品，也可以是一些无形的服务或者智力产品。例如咨询公司提供的咨询服务、律师提供的法律支持。建筑公司为开发商建设了一个小区，工程款并不是同时支付的，因而建筑公司在整个建设过程中不仅预垫了建设用的资金、材料，还赊出了建筑过程中的劳动。如今我们看到很多开发商拖欠工程款的案件，都是因为信用不足造成的恶果。

另外一种是企业与个人之间的信用，也可以称之为B-C信用。这种形式的信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很常见的，比如银行发行的信用卡，允许我们以还款信用度作为标准，可以在不存款的情况下透支消费。中国移动和联通的手机费也是一种信用消费，有时可以先打电话后交费，在本月缴纳上个月的费用，中国移动甚至允许我们拖欠两个月的话费而不停机，这都是根据我们平时缴费的信用所决定的。

推而广之，社会和群体中也有借助信用的活动，比如求学、参加职业培训，是一种个人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也是一种信用交易行为。我们先行支付了学费、时间等个人资产，期望在未来的某个时期能够获得超过投资的收益。

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倾向于信用经济，谁都不会和一个没信誉度的人打交道，大家从良好的信誉度中获得的好处不言而喻。

首先，它可以促进社会资金的合理利用。比如通过信贷业务，资金可以流向投资收益更高的项目。

其次，可以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凭借信用，我们可以让资源及时转移到最需要这些资源的地方，从而使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

此外，良好的信用可以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因为一方面通过信用能够动员起闲置资金，扩大投资规模，从而增加就业机会，增加社会产出，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凭借良好的信用，商家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进一步刺激生产扩大和产出增加，也能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信用果然是个好东西，但是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信用也不例外，它就好像一把双刃剑，如果利用不当就会适得其反。在我们前几章曾经提到美国的次贷危机，这就是因为发放房屋信贷的债务链条出现了断裂，从而引起了一场可怕的金融危机。

古人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古今中外的无数经验告诉我们，信用始终都是我们安身立命、事业兴旺的保障。经济学虽然是研究获取最大利益的学问，但利益的获得始终离不开信用支撑，一旦失去了信用，我们将始终无法如愿，始终徘徊在成功的大门之外。

第2节 甘地丢鞋的故事——沉没成本

如果你眼睁睁看着自己脚上的一只鞋离你而去了，你会怎么做？——让印度的圣雄甘地老先生来告诉你。据说有一次，甘地乘火车外出，火车启动的时候他才刚好登车，匆忙的结果是他的一只鞋子不慎掉到了车门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甘地麻利地脱下了另一只鞋子，使劲朝第一只鞋子掉下的方向扔去，让它去跟同伴团聚。当他被问及为什么时，他说：“如果有一个穷人正好从铁路旁走过，他就可以拾到一双鞋，这对他来说大概算个收获吧！”

真不愧是“圣雄”，心怀慈悲又充满睿智。为什么他不留着幸存的那只鞋呢？很明显，另一只鞋捡不回来，仅仅一只鞋是没有用处的了。他只能坦然地接受这个损失，与其留着这只占地方的鞋，还不如将它们凑成一对，留给没有鞋穿的穷人。

甘地的做法对应到经济学上，可以说是一种剔除了“沉没成本”的行动决策。就像这只捡不回的鞋，沉没成本指的是那些由于过去的决策业已发生的、而且不能被现在或将来的任何决策所改变的成本。简而言之，就是那些付出后再也无法收回的成本。它已经沉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不能收回，也不能再对我们现在的行为或者未来形成影响，因此一项明智的决策，就应该排除沉没成本的干扰。

看到这里，你也许会说，那谈何容易！我之前花了多少时间、多少精力，又掏了多少钞票，说不管就不管了？多不甘心啊！的确，过去的付出让人难以释怀，很多没有事先没有计算好成本的决策都面临这种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例如企业上马一个新项目，但是等到基础建设快完成的时候发现自己的竞争对手推出了类似的产品，其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都比自己计划生产的产品有竞争力，那么，此时究竟是继续硬着头皮上马，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地位？还是放弃之前所有的投资？可前期硬件设施的投入已经无法收回了啊！

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我们应该明白这样的道理：对于那些采取什么策略都无法挽回的支出，用“后悔”或者“蛮干到底”都无法达到目的。此时的任务应该是忽略之前的投入，考虑如此现状之下，怎样选择下一步的行动，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获得最大利益。

我的一个女同事有一天穿了一件非常不适合她的衣服来上班，只见她活像一只面粉口袋一样出现在门口，大家都惊呆了，她原本非常好的身材全埋没在这件腰身臃肿的衣服里面了。我们不解地问她干吗要自毁形象，她叹了口气说：“别提了，我为了去买件衣服，逛了一整天街，走得脚都肿了，还是没有发现我喜欢的衣服，实在不甘心空手回来，恰好看见这件衣服还有点顺眼，就买了回来。谁知道它一穿上是这么个效果！”另一个同事插嘴说：“那就别穿了呗！”这位女同事又一跺脚：“买都买了，一百多块呢！不穿岂不是浪费了？”

你笑了吗？在这个倒霉的同事身上，发生的正是因为顾及“沉没成本”从而引起的遗憾，而且是两次！让我们来详细分析一下：首先，她逛了一整天的街，但是疲乏的身体、走肿了的脚都已经成了既成事实，也就是说，无论怎么样，都已经是“沉没”在这一整天奔波的征尘之中了，买衣服的初衷肯定不是为了让自己累得半死，那么真正开始买衣服的时候，就不应该再考虑这些因素，而且无论最终是买还是不买，或者买多少件衣服，都没法让她的疲乏和消磨的时间不翼而飞，因此我们这位女同事的第一个错误在于她仅仅是因为不想空手而归才买下这件衣服，而不是因为自己中意。

其次，既然买了，那么买衣服的钱也成了“沉没成本”，因为它早已经被同事交到了店员手里，不再属于她了。她买衣服的初衷肯定不是因为钱多得没处放，而是为了自己的舒适快乐，还有别人的赞美，那么当衣服到手以后，就不应该再看在钱的份上决定穿与不穿，而是完全从美观及心情的快乐方面考虑，忽略之前的沉没成本。她因为第一个错误而犯下的第二个错误接踵而来了——“既然买了，不穿岂不是浪费？”花钱肯定不是为了买罪受啊！

了解了沉没成本的含义以后，我们应当明白不是所有的坚持到底都一定会胜利，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结果往往是头破血流。在很多项目的决策上，为了追回沉没成本而继续追加投资，却往往可能导致最终更多的损失。因此，不计较沉没成本实际上是一种发展的眼光，是一种向前看的处事态度。

《后汉书·郭泰传》中有一段记载：孟敏尝至市贸甑，荷担堕地，坏之，径去不顾。适遇郭林宗，见而异之，因问曰：“坏甑可惜，何以不顾？”对曰：“甑已破矣，顾之何益？”

这就是成语“堕甑不顾”的出处，说的是巨鹿人孟敏客居太原时，曾经到市场上去卖瓦制炊具“甑”，正挑着走的时候，一个不小心担子被碰得掉下地来，把甑摔碎了，他却头都不回一下，径直往前走了。恰好当时的名士郭泰路过此地，见状觉得这小伙与众不同，于是问他：“甑摔碎了多可惜，为啥不回头看看？”孟敏回答说：“碎都碎了，看它有啥好处？”

看看，这也是一个堪比甘地的理智、从容的小伙。市场上人挤人，碰破一个瓦罐也只算寻常，更何况这么拥挤的地方，揪出“肇事者”估计也是件难事。那么怎么办呢？难道跳脚大骂，或者失声痛哭，上演一场娱乐赶集大众的街头话剧吗？显然是更不明智的，甑已经碎了，拼不起来了，成了“沉没成本”，如果再为了这个破碎的甑浪费时间和精力，那么损失的将更多，也许为此误了时间，其他的货物卖不出去，一文钱都收不回呢！孟敏非常明白孰轻孰重，懂得向前看，“径去不顾”，丝毫不计较已经打碎的甑，只着眼于之后的行动。因此郭泰觉得他是个人才，于是推荐他读书游学，孟敏最终成了大学问家。

总之，沉没成本是一种除了让我们懊恼后悔之外对现状毫无帮助的成本，如果人们因为曾经付出的沉重沉没成本而变得非理性，结果引起的是更加沉重的负担。避免沉没成本给我们带来困扰的方法，除了在做出决定之前多调查了解，在面对抉择时需要当机立断，在造成更大损失之前立即终止。

2000年12月，英特尔公司决定取消整个Timna芯片生产线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Timna是英特尔公司专为低端PC设计的整合型芯片。在这个项目上马的时候，英特尔公司认为以后计算机减少成本的途径将通过高度集成（整合型）的设计来实现。然而之后PC市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PC制造商通过降低其他系统的成本这一方法达到了降低成本的目的。专为此目的而生的Timna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英特尔公司看清这点后，果断地让项目下马，避免了更大的支出。

经营投资如此，生活亦是如此。谁都可能做出不够理性的事情，做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将“过去”背在背上不愿释怀。沉没成本是一种遗憾，但是不能让它成为一种桎梏。毕竟过去的失误、过去的付出都已经随着时间“沉没”了，我们有的是现在和未来。面对那些无法改变、无法挽回、无法追溯的“沉没成本”，理性的人，要懂得“放手”，轻装上阵，才能走得更远。

第3节 生意场上的门当户对——帕累托最优

我有一个儿时好友小粲，如今已经出落为堂堂硕士、公司高管，俨然步入了社会精英行列，只是依然“小姑独处”，年纪一把了还没有把自己嫁出去。一次她“下顾”我家时，我像个老妈子一样和她唠叨起婚姻大事来。她微微一笑：“你尽管鄙视我好了，我就是要找个门当户对的。”

我立刻遵照她的吩咐鄙视了她，强调说：“都什么年代了，你还相信这么老套、封建的东西，必是读迂了书无疑。”

她摇摇头道：“黑格尔老头早就说过，‘存在即合理’，门当户对用经济学的语言可以这样说明：假定有固定的一群人和一批可分配的资源，当他们从一种分配状态变化到另一种状态时，在没有使任何人处境变坏的前提下，也不可能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得更好。换句话说，不可能进一步改善某些人的处境，也不会使任何其他人受损。——耳熟吗？这在经济学上又称为什么？”

都上升到学术角度了，我不由也认真思考起来：“——帕累托最优？”

“回答正确！”

一直到她走，我都在想着这个问题，难道我们视为古板甚至反动的“门当户对”，居然还暗合了经济学上如此重要的概念？

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也被称为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帕累托改善、帕雷托最佳配置，最早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在他关于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的研究中提出的。在描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时，经济学家都强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也就是说，要求的是“公平”和“效率”。但是，实践起来谈何容易？维弗雷多·帕累托聪明地利用数学方法进行了逻辑严密的论述，从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因此，人们就将符合这一描述的经济现象称为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最优可以说是一种社会资源配置中的理想境界，尤其是在福利经济学中，利益各方都会非常满意。道理很简单，我们这些生长在新中国的青年们都知道“助人为乐”，不能“损人利己”，但是，作为理性的经济人，这些并不是最理想的状态，“利己不损人”，甚至“利己利人”才是最好的结果，此时资源配置未达到帕累托最优，这意味着总有一些人还可以进一步改善自己的处境且不会使其他人受损。也就是说，在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的时候，社会福利总量肯定还可以上升，此时如果通过一种恰当的分配或补偿方法，就可以公平地加以改善，作为帕家理论之一，这种改善就被称为“帕累托改进”。当再也没有改善空间的时候，就是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的状态。

假设有两个小伙子阿大和阿小，他们都靠打猎为生，但猎物就只有兔子和野鹿。阿小单独行动的时候，一天可以捕到三只兔子，阿大单独行动可以捕到四只兔子。但是如果他们联手，则可以捕到一头鹿。每只兔子可以够他们每个人吃一天，而一头鹿他们如果对半分，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在10天内肚子饱饱的逍遥自在。也就是说，如果分头去抓兔子，那么一个得三，一个得四；联手合作，则分别得10；如果一个抓兔子，一个猎鹿，那么肯定有一个人两手空空。

日子怎样过才最好？尤其是阿小，他要想多吃饱几天，就必须寻找帕累托改进，最好的办法就是和阿大合作。在两人联手的情况下，都可以得10，此时阿小的获利从三上升到10，阿大也没有吃亏，他也从四涨到了10，没有人受损，皆大欢喜。而且，这是两人平分的情况，即使阿大认为自己的本事大，要求分鹿的时候自己多分一些，只要分的比例高于17：3，阿小都可以获得帕累托改进，他们的合作就始终是最佳选择。当他们扛着鹿肉凯旋而归的时候，就是他们获得帕累托最优的时刻。

当时，小粲说到兴头上，还打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指点着告诉我，前一阵子她替公司找了一个项目的合作伙伴，就是根据门当户对的原则，而且非常成功。“婚姻无非是一男一女共同生活，实现幸福的最大化，其中的原理和公司间合作又有多大的区别？”她摇晃着手里的数据说。

我不觉失笑，生意生意，为了生活想出的主意而已。既然小粲连自己的婚姻都是根据经济学原理来评估的，那在全然倚重理性的生意场上，帕累托最优无疑是最佳的资源配置之道。在阿大和阿小猎鹿的例子中，他们的实力差距不大，因此很容易获得双赢，但如果他们的实力不是“门当户对”的，那又如何呢？数学是最严谨又简洁的语言，我们就当一次帕累托先生，将小粲和她的白马王子用“公司”来代换一下，通过数学模型来计算，为什么要追求“门当户对”？如果和差异过大的公司合作，与达到帕累托最优的“门当户对”者有什么差别？

小粲（C公司）单身时的生活质量（公司实力）我们用字母X来假设，那么她婚姻对象（N公司）的生活质量就用Y表示，两人的婚姻带来的共同生活质量（C&N合作之后的共同实力）是一个常量，我们用m来表示。由于结婚后，彼此的资源是共享的，因此每个人从婚姻中所获得的生活质量（C、N各自通过合作对自身实力的提升）可以用公式A=（X＋Y＋m）／2来计算。

此外，小粲怎么说也是一位精英人物了，生活质量应该不低，那么我们就假设X=9。计算开始：

（1）如果小粲上演的是金元公主与英俊穷小子的故事（两家公司实力相差悬殊），就是说X、Y相差很大。假设X＝3，则婚后的各人所得为：

A=(3＋9＋m)／2

此时又分几种情况，如果m＜6，那么A＜9。此时小粲的生活质量下降了（C公司受到N公司的拖累，几单生意搞砸，资金和声誉受损），她对婚姻是不满意的；

如果m＝6，那么A＝9。此时英俊穷小子获得了帕累托改进，生活质量提高了（N公司利用合作的机会，提升自己的实力），但是小粲的却没变，她会觉得结不结婚都一样，不是很积极；

只有当m＞6时，A＞9。小粲和她的穷小子都得到帕累托改进（双方合作后，实现双赢），此时的婚姻质量才是彼此都满意的。

这番计算之后，我们的结论是，如果门不当户不对，那么，两人必须努力让m达到6才能使彼此的婚姻保持稳定，这无疑要花费很多成本，进行多次博弈，因此这种组合并不是一种有效率的方式。

（2）如果小粲坚持己见，找到一个门当户对的人，也就是X＝Y，此时两人婚后只要m＞0，双方就都能得到帕累托改进，谁都不会有损失。条件简单得多，成本也要低得多。

从这个模型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是两个都拥有较高生活质量的人结合，或者从市场的角度来讲，两家生产企业，如果能够做到不损害对手利益的同时，又能为自己争取到利益，就有条件进行帕累托改进，换而言之，此时如果双方合作或者进行交易，那么双方都获得帕累托改进的可能性非常大，也更容易实现双赢，从而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反之，则很可能会导致自己的收益受损。因此，要求“门当户对”的选择还是比较符合逻辑的，门当户对使得资源配置更有效率，更容易实现帕累托最优。

看到这里，想必你已经明白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但值得注意的是：帕累托最优往往不是单一解，只要我们自己有所改善而对方不受损，便可以称之为“帕累托最优”。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标准轻易判断出一种状态是不是帕累托最优，但我们却不能将两种“最优”进行比较。例如，如今小粲同时有了两个青年才俊的追求者，而且根据她的计算，跟任何一个人结婚都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哪一个更优呢？“这下经济学就没有办法判定了，”她笑着摇摇头，“此时就需要加入经济学之外的东西了，比如价值观，再比如，爱情。”

第4节 多数服从少数——二八定律

在上一节中，我们探讨了“帕累托最优”，这一节我们仍然要去帕累托老先生的书桌里翻一翻，看看还有什么了不起的理论。

我们小的时候，一般都会在本子或者课桌前题上“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之类勉励自己勤奋学习的字样，大人也往往教导我们“天道酬勤”。的确，一件事情下工夫去做，和有一搭没一搭地做，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帕累托老先生那里，却主张你80%的成绩，源自你20%的努力。

你愤怒了吗？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意大利人在这里宣扬异端、诋毁我们辛勤的劳动？先别激动，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样付出和所得不对称的情况非常之多，我们不妨随手举几个例子来看：

一所学校，再注重教育，优秀的学生和极其顽劣的学生始终都是少数，大部分学生都居于中间位置。

一个企业，再怎么发掘客源，大部分利润始终来自占客户总数小部分的“大客户”。

一家公司，再怎么进行团队精神和业务能力的培训，既优秀又忠诚的人才始终只占很小一部分，大部分人不是表现平平就是学成之后跳槽高就。

再高喊节约能源，地球上大部分的能源，依然是被少部分人口消耗，而大部分贫困地区的人口，虽然占了多数，却依然在争夺着少得可怜的一点能源。

即便你朋友成群，最知心也最经常相处的始终都是那么几个。

甚至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快乐和忧愁都是不平衡的，古话不是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吗？

这样的清单可以列得很长，但是它所反映出来的规律全都是帕累托“最引人注目的贡献之一”——二八法则，或者直接被称为“帕累托法则”。当然了，二八法则中的“二”和“八”只是对社会现象的一种大致描述，如果从较为严格的角度来讲，真实的比率未必一定是准确的20%或80%，我们不妨将它理解为“少数”和“多数”好了。

不管你承认与否，二八法则像空气一样环绕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世界从来都不是一个绝对平衡的世界，无论在信息、资源还是财富的占有分配上都有着严重的分化，而“二八法则”始终决定着世界发展演变的走势，可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却知之甚少。

帕累托早在1897年就已经提出了这一理论，这是他研究了19世纪英国社会的财富和收益构成之后提出的，他发现社会上的大部分财富始终被少数人占有，这“少部分”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和他们所拥有的财富比例，具有极不平衡的关系。帕累托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不平衡的模式会不断地重复出现，而且可以提前预测。

帕累托的初衷是将这一模式用于商业活动，他的主张就是：原因和结果、投入和产出、努力和报酬之间普遍存在着不可思议的不平衡。占小部分的努力，可以获得大部分的收获，起到关键作用的小部分，通常主宰整件事物的产出、盈亏和成败。后来，它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起到了神奇的指导作用。

因此，你的愤怒和帕老先生所谓的“二八法则”并非一回事，他不是要你放弃勤奋和刻苦，而是在强调两个字：“效率”。为什么大家都想发财致富，而真正实现理想的人却只有一小部分？思维决定行动，策略决定结果，在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们中，“二八法则”是一个使他们获益匪浅的法宝。

举个营销的例子来说，我们一般接受的教育是，不放弃任何一个潜在客户，对于任何一个客户都要一视同仁地对待，只要努力付出就可以得到回报，然而很多情况下这只是新手的自我安慰。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你的精力是否顾得过来？是不是每一个客户都可以为你带来可观的业绩？实际上根据市场调查统计，80%的利润，来自20%的大客户，如果你想迅速提升自己的业绩，那么就必须好好审视一下自己的销售图表，看看你80%的业绩集中在哪几家客户身上，这些才是你要认真维护和重点培养的对象。

eBay公司就是这样做的，惠特曼总裁上任后不久，就召开了一次特别的会议，内容不是如何开拓市场，而是讨论怎样压缩销售战线。通过整理、统计用户数据，惠特曼发现其中的“二”和“八”，她果断地将这20%能为公司带来80%利润的客户定为该公司收益和发展的核心用户。当公司追踪这20%核心用户的身份时，发现这些人大都是严肃的收藏家。于是，惠特曼和她的团队据此做出决定，不再“广撒网”，而是在收藏家专业媒体及其交易展上加大宣传力度。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成为eBay公司成功的关键。

如果你开了一家销售公司，你就会发现，商品市场永远不是均衡发展的，你所进的货不可能样样畅销，通常只有20%的畅销货，但是这20%的商品的利润却非常可观，占了你整个销售额的80%。其他80%的商品虽然种类齐全，可是利润却不高，销售量也不大，只占了20%的销售额。要是将销售费用分摊一下，有些商品甚至还要亏本。那么你应该怎么做呢？很显然，你必须统计出这畅销又厚利的20%，将它们发展成你的招牌产品，加大进货数量和次数。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掌握了二八法则的人懂得将精力放在最容易见效的方面，抓住重点，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最明智的做法也要像二八法则的概念一样，不再一碗水端平，而是抓住要点，用你80%以上的精力充分关注那些能够发挥主力作用的“少数”，不做那些琐碎无益的事情，从而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也不要对那些不会起到关键作用的“多数”不管不顾，用你20%的精力去保留关注，随时洞察是否有成为新趋势的迹象。正因为它具有这种以不平衡的力量“四两拨千斤”的神奇作用，在随后的日子里又陆续被称为“最省力法则不平衡原则”等。

从古到今，我们都在高喊“公平平等”，但是这个世界却从来不存在绝对的公平，比如始终存在的贫富差距，比如永远弄潮于历史浪尖的强者和默默无闻的弱者，比如寥若晨星的天才和平庸一生的蒙昧大众。旷世奇才毕竟是百年不遇的，拉开人与人之间距离的，不是天资，而是思维方式的不同。二八法则用似乎违背常理的定律提醒我们去思索，怎样才能四两拨千斤，用最少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认识二八法则，不仅仅要了解这个重要观念，而且应该将其转化成习惯，用二八法则的方式思考，用二八法则的方式生活。

第5节 大象的舞蹈——规模经济

有一天我去逛街，发现一家小铺子里卖手工制作的茶杯，非常古朴漂亮，但要价不菲。为了能推销出去，老板扳着手指给我算成本，原料多少钱，烧制的燃料又是多少，运输、库存、人工等等一大堆，听得我云里雾里。但老板最后一句话我倒是记住了，他苦笑着往远处一指：“成本降不下来——谁争得过他们啊！”远处是厂房林立的工业区，每天有不计其数的茶杯从里面一车一车地发出来！

为什么需要本钱不多的小店拼不过大工厂呢？道理很简单，大工厂家大业大，成本低，效率高，自然占了绝对优势。如果大工厂是一头大象，小作坊只能算是匍匐在它脚下的小老鼠，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啊！

经济学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大型的问题不研究，最初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有过描述，后来，经济学家俄林也进行过较为系统的研究，不过此时都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概念，直到以保罗·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进行了透彻的研究之后，这种通过大规模生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才被系统地归纳为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反映的是生产者在一定的产量范围内，随着产量的不断增加，其平均成本会不断降低这一事实。英国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是这样解释的：规模经济又称为“大规模生产的节约”，是指工厂或企业的规模与其生产的产品最低成本之间的关系。用西方经济学的语言来描述，规模经济也就是规模的“收益递增现象”。不管是谁的描述，通俗地讲，假如一个厂家生产扩大了一倍，而厂商需要增加的成本低于一倍，那么我们就说这家公司的生产存在着“规模经济”，反之就是“规模不经济”。

看到这里，你会不会说我写了一个病句呢？经济不是一个名词吗？什么叫“规模不经济”？其实我没有错，这里的“经济”是节约、提高效益的意思，它所修饰的“规模”一词，一般指的是生产能力或者生产批量。当我们说“规模经济”时，实际上说的是生产能力强，提高了效率，节省了成本。

解决了语言问题以后，我们再来思考其原理。从层次上来分，规模经济分为规模的内部经济性和外部经济性。

首先，来看内部的经济性。我们知道，生产商品是需要成本的，但一些固定成本在一定的产量范围内是变化不大的，例如厂房设施、经营管理费用等成本，那么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分摊到单位产品上的这些固定成本就相应减少了。

其次，还表现在交易规模上。因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交易比多次零敲碎打的小规模交易要节省时间，交易成本和运输成本业都随之降低。

再次，仓储也是要花费成本的，大量产品在出售前的存放集中，会因存放数量大而使单位储藏成本减少。

最后，我们来看大规模生产的运作情况，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厂家就有条件使用更加先进的生产技术。在实际生产中，有些设备只有在较大的生产规模下才可以使用。而随着产量的增加，专业化分工也成为必要。从动态的角度看，这种大规模生产使分工更加细化、专业化，从而产生新技术、新设施，进一步提高效率，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

总之，这些都是来自企业内部的变化，是自身生产规模扩大所带来的规模效益。第二层次，是来自确保实现内部经济性的外部条件，例如企业所在行业的市场规模、生产的资源条件、产品消费者的分布、熟练工人的招募来源等。此时，经济性来自企业对自身所处环境的利用和改造。比如扩大企业规模，将生产相同产品的生产线或工厂合并为一个企业，从而形成经营规模的扩张。或者增加合作对象，彼此密切配合，对资源和其他生产要素进一步做分配的协调，提高利用率，并协商共同利用公共设施等。

也就是说，外部的经济性主要是因为企业规模扩大后，企业设备和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市场环境改善，能产出比分散生产经营更高的效益，并且使企业更具有挑战性。

因此，一个扩大了规模和产能的企业，就像一头翩翩起舞的大象，以不可抵挡的气势占据了整个舞台，谁都不得不为它的舞步让路。那么，是不是就此找到了称霸天下的利器？想要做大做强，只要不断地扩大规模就可以了？其实也不尽然，古人曾说“过犹不及”，当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后，反而会出现规模不经济。主要原因是规模过于庞大，造成管理上的低效率，信息传递的成本增加，还容易滋生官僚主义等。

任何事都有一个限度，扩土开疆固然是意气风发的豪举，但也必然有它的极限所在。我们一定要审时度势，保持大象优美而坚定的舞步，不要在盲目扩张的蛊惑下轰然倒地。

第6节 科斯的灯塔——公共产品

我小时候曾住在家乡老城区的一条巷子里。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这么一条热闹的巷子是个非常好玩的地方，但是对于大人，则始终嫌它崎岖、狭窄，尤其不能忍受的是巷子里一直没有安装路灯，大家向居委会反映了好多次都没结果，到了晚上大家只能摸黑走路，因此天黑以后妈妈从来不许我出门。

终于有一天，住在巷子最深处的林叔出来建议了：我们凑钱拉条电线安盏灯吧！大家走路都方便。众邻居一齐说好，然而这钱怎么出呢？林叔说既然是大家用，那就按人数来分摊好了。结果隔壁张婶立马就不乐意了，说她家孩子晚上从来不出门，难道也要出孩子的那一份？林叔只好改口说，那就按户算吧，反正每一户总有人用得上灯的。邻居老张立刻提出异议，说他家里三个娃，你家小林还是个单身汉，交一样的钱，他家可就吃亏了。话音未落，巷口的王婆婆顿着拐棍说，他们老两口晚上都是看看电视就睡了，哪里用得上外面的路灯？我们就不出钱了吧！林叔此时开始恼火了，他大声道：“我在这里住了二十年了，又是住在巷尾，哪里拐弯、哪里直走，我闭着眼睛都知道，你说我还要路灯干什么？”大家不由哄笑起来。

后来集资安灯的事情还是勉强达成了一致，可林叔却不肯负责收钱了。他发牢骚说，要是有人事后赖账，或者拖拖拉拉地不交，我怎么办？我又不是派出所的，没法处分那些不合作的家伙！

这件事情我一直记忆犹新，所谓“人多嘴杂”，公用的东西更是难管理，我们小巷里的路灯正是反映了社会在处理公共设施这方面所面临的困难。这类问题从古到今都在世界上各个角落发生着，经济学肩负着资源合理配置的光荣使命，自然不能放过这一矛盾。

这类问题的分析最早是从英国的灯塔开始的。

英国是一个大岛国，海上运输非常发达，但由于早期导航技术不发达，海上事故很多，灯塔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很多临海的人家都自己出钱建造了大大小小的灯塔，为归航的船只指引方向，然后根据船只的大小和航行的次数来收取费用作为对灯塔的维护费用，并从中获取一定的利润。然而问题就来了，这些灯塔都是私人出资和管理的，万一遇上用“霸王灯”的不良船长，比如绕开灯塔行驶，或者跟林叔那样，说自己开了一辈子船了，海路非常熟悉，根本不用灯塔。那这些修灯塔的人家就傻眼了，他们没有执法权，除了发一通牢骚之外毫无办法。有的人家雇人手加强管理，可雇人也是要花钱的，这样就加大了经营灯塔的交易成本。很快，这些本来热心公益的人家就变得入不敷出，私人灯塔便慢慢从海岸边销声匿迹了。

然而大海行船还是离不开灯塔的，私人修不起，那就只能由政府出面。这下每一个船长都解脱了，因为不必再缴纳任何费用。然而好景不长，大家很快就发现，这些“公家”的灯塔坏得格外快，经常是辛辛苦苦地抵达近海的时候，却发现眼前一片漆黑，那指引方向的灯塔早已熄火了。

这是因为这些灯塔不属于任何一个人，是“公共产品”，自然是“大家的马儿大家骑”，谁都不爱护，因此很容易损坏。从表面上看，大家都不用出钱，可是国家的钱从哪里来呢？当然是纳税人的钱，也就是说，这些船长其实事先已经出过钱了。而且，作为国家投资建设，那些根本不靠海的人，无形中也承担了建造费用，而大家不爱护的结果，是需要花费纳税人更多的钱进行维修，从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来说，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低效率的资源配置。

这就是“公共产品”给大家带来方便之余，给经济学家们带来的困惑。好几位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都曾经思考过灯塔的问题，比如19世纪英国的约翰·穆勒、他之后的庇古以及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一人保罗·萨缪尔森。不过他们经过一番研究之后，却不约而同地得出一个结论：用来指引船只的灯塔只能由政府出面修建，任何修建灯塔后想以市场交易的方法向过往船只收费来获利的个人都将落空。

进而，对这一结论做更广义一点的思考就会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任何商品都可以由私人生产出售，而公共产品却没有人愿意销售，只能交给政府操作呢？

要解答这些问题，就要从“公共产品”的特性上来解释。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消费的物品实际上可以分为不同性质的两类：私人物品与公共产品。私人物品就是那些私人企业生产并出售的商品，它们统一的特点就是在消费中具有“排他性”。例如，你买了一双鞋，你会慷慨地允许任何人都来穿吗？想必是不会的，而且如果有人强行要穿，你只怕还要大喊抢劫呢！这就是购买私人物品的特点，它需要你支付货币来购买商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也就是说，你必须付出代价，才能获得这项商品带来的利益。这一点就是“私人物品”和“公共产品”最明显的区别。

“公共产品”特性一：它是一种具有“非排他性”的产品，这类物品生产出来以后不付费的人照样可以享受到它所有的好处。既然连生产者都无法决定谁来得到这种产品，那么也就无从定价和收费，市场调节的机制注定不会起作用，无论是谁修建了灯塔，它的光芒对于付没付费的人都一视同仁，在这里，市场“失灵”了，这种赔本生意肯定是谁都不愿意做的。指引船只的灯塔、我们老家巷子里的路灯都是典型的“市场失灵”的公共产品。

此外，私人产品具有“竞争性”。假设现在市场上一共九个面包，却有十个人需要面包，我手快先买走了一个，那么这十个人中肯定有一个是买不到面包了，只有等生产者另买面粉再生产出一个，才够这十个人一人一个。因此，对于消费者来说，私人物品是具有竞争性的，我买了你就没有，你要想得到，就必须追加成本来获得。但公共产品却不会有这种烦恼。

“公共产品”特性二：它是一种具有“非竞争性”的产品。同一单位的公共产品可以同时被多人消费，对某一个人的供给不会减少对其他人的供给，某个人享用该公共产品所得到的收益并不会减少其他人享用该产品所得到的收益，而公共产品一旦被提供，消费者的增多也不会导致生产成本的增加。

了解了公共产品的特性以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没有私人愿意承担起它的生产和销售任务了。但我们之前也说过，通过政府利用纳税人的钱来负责公共产品的生产是一种低效率的资源配置，经济学是不能坐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下去的。解决之道来自1991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英国人罗纳德·哈里·科斯。

这位天生就有腿疾的英国人，拖着装有铁制零件的腿特意从美国跑回英国进行了详尽的调查。他认为，并不是私人修建灯塔不可行，而是政府没有制定好相关的管理法规。如果有给力的法规保证，私人灯塔的效率其实明显要高于公共灯塔。

他在结论中说，市场行为始终是资源最佳配置的途径，政府应当从法规的角度界定灯塔的产权，从而赋予那些修建灯塔的人家收费及获取利润的权利。此外，国家应当鼓励私人修建灯塔这类公共产品，从政策上给予一些优惠。这样一来，随着有法可依，而且有国家的强制力做后盾，在政府监管下的私人经营就解决了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又可以避免政府经营时资源配置低下的问题。在科斯看来，政府在公共产品的经营问题上，扮演的角色不应该是经营者，而是制度制定者和保障者，交易的事情还是应该交给市场。

科斯的这一理论给了公共产品经营以新的方向，西方一些国家和地区逐渐利用这一理论开始了公共设施的改革，例如之前一直由国家负责的通信、交通等行业，已经逐渐市场化，交由私人经营。在我国，成都是最早尝试这一方法的城市，它的自来水工程便是通过BOT方式招标，由政府授予企业“基础设施特许权”，允许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筹集资金建设自来水基础设施，并对设施进行管理和经营，效果如何，我们且拭目以待。

资源的最佳分配，永远存在于自由的交换中，科斯的灯塔正是为我们照亮了通往公共产品的最佳资源分配之路。

第7节 三十六计走为上——用脚投票

公元前494年，古罗马的罗马城。一大群平民撤了出来，他们是全家出动的，有强壮精干的青年，有经验丰富的老者，他们前往的是东郊的圣山，他们表示要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城市，“永别了，罗马！”他们挥别那些作威作福的贵族。而贵族这边，由于平民大量出走，生产停顿、兵源匮乏，一时全慌了手脚，经过一番痛苦的内心挣扎以后，贵族派出代表奔赴圣山找平民谈判，最后的结果是谈出了古罗马历史上有名的保民官制度。

古罗马的平民够强悍吧？当然，我们在这里提起他们，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是看到了一个经济学原理：用脚投票。

何为用脚投票？从古罗马人的所作所为中我们看得很明白，你罗马城的贵族对我们不好，我们拔腿就走，不伺候了！换成我们旧小说里的话：“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历史继续向前发展着，我们这项天生就具备的权利也一直发扬光大下来。到了现代，股市最早沿用了这一做法，借此与“用手投票”相对应。所谓用手投票，是在股份公司中，由于产权明晰，投资者可以凭借自己投入资本的比重来参与公司的利润分配，并享有所有者权益，有权通过公司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参与公司的重要决策，包括选择经理层。这些都是股东“手”里持有的，因此他们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将“手”一撒，卖掉所持有的股票，抬“脚”就走，理都不理你，这就是用脚投票的做法了。

后来，由美国经济学家蒂伯特（Charles Tiebout）做了进一步的引申和归纳：在人口流动不受限制、存在大量辖区政府、各辖区政府税收体制相同、辖区间无利益外溢、信息完备等假设条件下，由于各辖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组合不尽相同，所以各地居民可以根据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来自由选择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

简单地说，就是居民可以自由地从自己不喜欢的社区或地区搬出来，搬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区居住。再将范围扩大一下，在各个领域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它的踪影，往往是用来比喻对某事的失望或者抵触，选择离开或者放弃——三十六计走为上！

如今闹了民工荒，那是因为很多黑心老板给民工的待遇低、环境恶劣、拖欠工资，民工转而投奔那些讲良心的老板——这是用脚投票。

谷贱伤农，农民放弃种地，纷纷北上南下地打工去了——这也是用脚投票。

不堪忍受巨大压力、超高工作量、苛刻待遇的公司员工跳槽而去，甚至自主创业——还是用脚投票。

遭受严重损失的股民散户丧失了对市场的信心，斩仓离场——依然是用脚投票。

消费者吃亏上当几次以后，义无反顾地决计不再踏进那些质量不过关、服务态度恶劣的商家大门——始终是用脚投票……

其他的内容姑且不提，单从经济方面来看，人活在世上，无非是为了生活得更好，生活得更加安定和富足。如同经济运行的规律一样，这种需求是刚性的，也始终是理性的，一个正常的人没有理由和自己过不去，之所以会出现用脚投票的现象，那一定是我们遇到了不堪忍受而无力改变的情况，因而做出最后的选择：离开。

我们都知道深圳特区，可是知道它由来的却不多。深圳特区的历史，和共和国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是分不开的，那正是一段上百万人“用脚投票”的血泪史——鲜为人知的深圳“逃港史”。

据史料记载，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发生在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12个省、62个市县，他们多为农民，也包括一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甚至中共干部。根据深圳市的统计数据，截止到1978年，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竟然达到了557人，最终逃出183人，甚至连市直机关都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由于大量外逃，深圳许多村庄“十室九空”，甚至变成了“无人村”。当时外逃几乎成了值得庆祝的公开秘密，广州番禺有的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整个领导班子集体外逃的情况，而且外逃时，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为其饯行！

为什么新中国刚刚成立，这些“翻身做主人”的人反而要外逃呢？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贫穷和饥荒。

1957年，农村集体化进一步升级，限制社员的自留地和副业收入，社外农民不准开荒，不准弃农经商，“男全劳动力”一年必须完成260个工作日，家中也不许私留金银首饰，必须报告政府，收为国有。在这种严格管控的计划经济之下，到了1959年，广东发生严重饥荒，当年全省的粮食总产量仅有177.58亿斤，比1958年减产15.71%。1960年粮食产量比常年少收了61.25亿斤，这相当于农民8个月的口粮。据老人回忆，那时候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连青菜都很罕见。为了缓解饥饿，人们曾经吃蕉渣、禾秆、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还吃过观音土。当时，宝安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他们对面的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之间竟然相差近100倍！难怪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八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习仲勋主政广东之后。他意识到，之前一直实行的严防死守是不可能有效遏制偷渡的，必须另辟蹊径，那就是发展经济，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质量。1980年8月26日，在逃港的桥头堡深圳，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终于成立了。当时负责广东特区筹办、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回忆道：“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逃港的人群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这就是至今仍然少为人知的深圳逃港大潮，谁愿意离开自己土生土长的地方呢？可是经济的严重落后，生活极度贫困，使得我们不得不用脚投票，选择一去不复返。无数资本、人才、技术流向了能够提供更加优越的公共服务的行政区域。在当时的环境下，香港无疑是一个给人无限希望的好地方，人们自然扶老携幼、前仆后继地用脚将支持票投向了香港，这是最真实、最朴实的民意反映。据几年前的统计，目前香港名列前100位的企业家中，有40%是当年逃港过去的人。

这种投票将会影响到政府的绩效，尤其是经济绩效，对各级各类行政主体的政府管理产生深远影响，进而推动政府管理的变革。当我们意识到计划经济的弊端时，开始开放政策，进入到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政策壁垒的消失，人们又会再次“用脚投票”，选择回归或者继续留在这片已经焕发出新的活力的故土之上。

因此，衡量任何政策、任何经营方式、任何行事之道是否成功，不在于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而是在于非常直观的“脚”，真正的成功，就是始终留住那些向往幸福快乐的脚步。

第8节 经济学家最头痛的事——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

在中，我们曾经集中讨论了通货膨胀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我们曾经提到但没有详细讨论，那就是“滞胀”。

我们知道，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一条菲利普斯曲线，当通胀率较高时，失业率就低些，要想降低通胀率，失业率就不可避免地上升。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家眼中看到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表现多为：物价上涨时期经济繁荣、失业率较低或下降，而经济衰退或萧条时期的特点则是物价下跌。因此他们认为，失业和通货膨胀不可能呈同方向发生。连凯恩斯大师都认为，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虽然同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两大问题，但不可能同时出现，一般它都是循着“经济停滞—政府扩大投资拉动经济—经济繁荣—通货膨胀—政府收缩投资—经济停滞”这样的循环周期性发展。

然而真理轻蔑地笑了，它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这段时间，给这些西方学究们上演了一次令其印象深刻的演出：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经济停滞或衰退、大量失业和严重通货膨胀及物价持续上涨同时发生的情况，凯恩斯主义遭到了强烈的质疑。目瞪口呆的西方经济学家们只好把停滞（stagnation）和通货膨胀（inflation）两个词组合起来，构成了停滞性通货膨胀（stagflation）这一新概念，表明两者是可以紧密结合、同时出现的，借以纪念这次颠覆性的灾难。

在宏观经济学中，用滞胀来形容经济停滞（stagnation）与高通货膨胀（inflation）、失业及经济不景气同时存在的经济现象。通俗地说，滞胀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经济停滞，包括危机期间的生产下降和非危机期间的缓慢增长及波动，还有由此引起的失业率急升；另一方面是持续的通货膨胀，以及物价上涨。

从这些解释我们可以看出，滞胀和通胀是不完全相同的，通胀只是滞胀的一个表现，而滞胀一定伴随着通胀，发生通胀的时候不一定代表已经进入了滞胀阶段。

给滞胀正式定名之后，便展开了对发生原因的大讨论，然而此事一直是众说纷纭，各家学派争论不休，一般来说，大家认可的原因包括两点。

（1）预期心理因素。政府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往往会采取很多经济策略，比如紧缩货币政策，但大家已经预期到通货膨胀将会持续下去，因此会反映在公司未来成本上，造成物价上扬。或者政府干脆采取了错误的经济政策，不但没有刺激经济增长，反而“火上浇油”。

（2）供给冲击，当生产成本快速上涨的时候，会造成社会供给不足，在造成通货膨胀的同时还会导致产量的下降。例如石油危机造成石油价格上涨，厂商无法立即调整自己的成本，因此在高成本的压力下，难以生存，失业率也因此而升高。

看来滞胀猛于通胀啊！在它肆虐下的西方世界，究竟是怎样一番惊心动魄的场面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现象开始出现。例如，1957—1958年美国的经济危机中，工业生产下降了13.5%，而消费物价也同期上涨了4.2%。在欧洲，意大利不同程度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进入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1973—1975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期间，“滞胀”的幽灵扩展到了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局面一时十分严重。几大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当其冲，工业生产的下降幅度都达到了两位数：美国15.3%，英国11.2%，联邦德国12.3%，法国16.3%，日本20.8%；在工业生产下降的同时，按照滞胀的规律，上述几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同时也达到了两位数字，分别是：美国15.3%，英国43.9%，联邦德国11.1%，法国19.1%，日本32.5%。

等到1973—1975年的危机过去以后，其后五年仍然没有起色，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通货膨胀率比前五年还要严重。根据统计，美、英、日、联邦德国、法、意六国1970—1974年的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是4.1%，年平均失业率为2.8%，物价年平均上涨率为7.9%；到了1975—1979年，相应数字分别变成了2.6%、4.5%和10.1%，真是一年不如一年啊！

苦难的20世纪80年代仍然没有逃出滞胀的阴影，1980—1982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依然是在长期滞胀的情况下爆发、在滞胀的环境中发展。工业生产方面，美国下降了11.8%，加拿大为19%，英国为14.8%，联邦德国是12.2%，法国稍微好一点，1982年时是7.4%，意大利下降得最厉害，是22%；在亚洲，日本受危机的打击略轻，工业生产下降了4.1%。

同时，滞胀造成的各国失业人数和失业率都超过了上一次危机时期的水平。根据统计，截止到1982年12月份，美国的失业人数高达1220万人，失业率为10.8%。同期，欧共体各国的失业人数达到了1200万人左右，失业率约为10%。1980年，尚在本次危机的初期，各国的通胀率及物价上涨的比例，就已经比1973—1975年的危机时更加严重了。例如，美国在1975年时的消费物价上涨率是9.1%，到了1980年则增加到了13.5%；法国、意大利的物价上涨率也都超过了1975年时的水平。

好在后来美、英等国坚持推行旨在抑制通胀的货币紧缩政策，主要举措是控制货币发行量、提高利息率，从1981年起通货膨胀率终于开始下降，1981年的消费物价上涨率：美国为10.4%，日本为4.9%，联邦德国为5.3%，法国为13.3%，英国为8.6%，意大利为19.2%。

以史为镜，我们可以判断出滞胀的发展规律是呈波浪型的，一波一波地打碎人们苦心经营的成果，又逐渐退去，让人们重新开始。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对付这种可怕的巨浪呢？总结过去的经验发现，使用货币政策并不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解决之道，例如采取提高利率的方法，可能出现负面作用，引起经济增长的速度进一步减慢，甚至出现倒退；反过来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降低利率，则可能引发恶性通胀。

因此，对付滞胀一般采用的是财政政策，例如通过加大财政开支或者减税等措施来刺激经济增长，有时还可以适度升息来辅助控制。无论如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种方法不行，可以继续探索新的解决之道，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第9节 最隐蔽的税收——通货膨胀税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税收呢？谁来规定的？一般来说，它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政府执行经济政策的工具之一。

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就曾说到，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阶段以后，尤其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开始暴露出它的不足，无法进行完全的自我调节，于是国家开始担当起干预市场和宏观调控的责任。然而政府干活也要花钱，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造成了各项财政支出的大幅增长，可惜的是，花得多，挣得却少，财政收入没有相应增长起来，国家预算“花过了头”——赤字了，严重的时候，甚至连年巨额赤字。怎么办？按照常规，解决财政赤字的方法，除了增加税收和借债之外，就是向银行透支发行更多的纸币。

钞票多印一点，看上去国家的财政收入自然就增多了，但是货币量过多的结果我们早已知道，那就是一旦超过市场必需的货币量，纸币就会开始贬值，物价水平提高，使得货币的实际购买能力下降——是不是很眼熟？对了，又是通货膨胀！

老百姓已经没法用相同数量的钱买到和以前一样多的商品或者服务了，要想和以前一样，就必须多花钱，货币主义大师、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早在1953年就曾指出：“通货膨胀税指当政府增发纸币并导致一般物价水平上升时，微观经济单位个体所持有的纸币贬值，就如同政府对持有纸币者征收了税收。”通货膨胀通过影响货币的实际购买力，造成现金持有者的资本减少，这实际上相当于是政府以通货膨胀的方式向人民多要钱、多征税了！由于这种征税方式是具有隐蔽性的，从哪个红头文件上都找不到它的踪影，却人人有份，因此被称为隐蔽性税收，或者通货膨胀税。

而另外一种说法则进一步将通货膨胀税拉进阳光中，支持这方面说法的学者认为，通货膨胀时发行的纸币量增加了，那么一部分人名义上的工资就会增加。我们开头说过的个人所得税，正是以他们的货币收入来决定的，这下可好，他们还没有从“收入增加”的喜悦中回过神来，就发现这些多出来的纸币还不一定是自己的呢——他们的“高收入”将他们应纳税所得推入了更高的层次，从而按照高收入的标准进行纳税。

举个例子来说，老王本来的收入是3700元，按照低于4500元的工资标准缴纳个人所得税，但是通货膨胀袭来之后，老王的名义货币收入达到了4700元，一下子提高了一个档次，必须按照4500～7500元的标准计算税收，结果一大部分收入又以税收的形式回到了政府的口袋了。这种不由自主增加的税收，就是“通货膨胀税”。

看到这里，相信你已经了解了这个隐藏在我们口袋里的税种，那么它会对经济造成什么影响呢？一般说来，其始作俑者——通货膨胀会扰乱货币的正常流动，因为大家知道，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钱在自己手里握得时间越长，那么它就越不值钱，因此为了少受点损失，大家宁愿将钱换成留得住、摸得着的实物。因此，一收到钱，大家就赶紧拿去“换”所需物品，将钞票尽快脱手。由于大家都抱着这样的心理，通胀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出现了盲目抢购的风潮，有用没用的东西，大家都要抢回来放着，反正都比钱放在手里放心。这样一来，货币的流通就越来越快，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使得经济发展仿佛一叶颠簸在狂风巨浪中的小船，不但不能稳定发展，甚至还有倾覆的危险。

因此，鉴于这种可怕的后果，如今各国政府都尽量少用通过大量发行货币的方法来弥补财政赤字，更多的是采用金融制度加以控制。最通用的方法是发行公债，政府以国家信用作为担保，以债务人的身份向个人、企业、社会团体、金融机构甚至他国政府借款，到期时国家再按借款时约定的方式向债权人偿还本金并支付利息。此外，还有同样贬褒不一的加息、减税、货币升值等多种方法。

武侠世界中曾经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徒弟问师傅：“天下第一的武功是什么？”师傅说：“是小李飞刀。你活着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谁是李寻欢，也不知道飞刀从何处来。但是当飞刀飞来时，你已经不可能知道了。”如此说来，天下第一税也非通胀税莫属，极具隐蔽性且无人能逃。当你发现身边的一切都开始悄然变贵，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涨价时，小心，通胀税飞来了！

第10节 为什么收入高的人多交税——效率与公平

2011年6月30日，《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获得了通过（以下简称《决定》），在同一天，时任主席胡锦涛签署了第48号主席令，将《决定》予以公布，自2011年9月1日起开始施行。同年7月19日，时任总理温家宝签署第600号国务院令，发布《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决定》，和《决定》同步实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自1980年实施以来所进行的第六次修改。

《决定》包含的信息非常多，里面涉及的要点包括个人所得税征收制度、个税免征额度、累进税率等，然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过去，其中还包含着更深层的含义，那就是保证公平与效率。

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个人所得税。

上过班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工资收入并不能一分不差地落到口袋里，你首先要上税，这种税就是国家对本国公民以及在本国境内定居人的所得、境外个人来源于本国的所得征收的一种所得税。国家之所以征收个人所得税，是因为政府利用财政收入向公民提供了公共产品和服务，如提供军队、环保、社保、文化设施、交通建设等，公民获得了这些产品和服务，就有纳税的义务。因此，个人所得税的功能之一就是公民用以尽到享用公共产品的相应义务。在有些国家，个人所得税是主体税种，占财政收入的较大比例，对经济也有较大影响。

此外，我们都知道人们的收入是不一样的，往往收入越高的人，缴的税就越多。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个人所得税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调节收入差距。其原则是从收入高的人那里多征一点，用在低收入阶层身上，帮助他们应付教育、医疗、交通等生活开支，尽量缩小贫富差异，使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自己应得的权利。

好了，了解了这两个常识以后，我们是不是已经看出“公平”的端倪了呢？——有权利就有义务，这是公平的等式；削峰填谷，让富人通过政府间接地为穷人多做一点贡献，这是实现公平的途径。推而广之，人类的任何活动都存在着公平问题。在经济范畴，公平往往体现在有关经济活动的制度、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上。政府制定缴税制度，将我们的税款用于那些弱势的贫困阶层，如发放失业救济金，帮助下岗职工再就业，帮助失学儿童重返课堂等，就使这部分人享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利和参加职位竞争的机会，挖掘这部分人的潜力，避免人力资源的浪费，这就是一种公平。

了解了公平，我们又不得不提到另一个词：效率。人类的任何活动要想不断进步和完善，必然都要考虑效率问题。在经济方面的效率，通常指的是成本与效益、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对比关系。投入少、产出多，效率就高，反之就低。正如经济学所肩负的任务那样，最高效率意味着资源始终处于最优配置状态，从而实现最大的满足。

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这两个至关重要的词由于偏重的方向不同，经常表现得像一对冤家一样，要么强调效率，牺牲公平，换取效率的提高；要么强调公平，牺牲效率，换取公平的实现。

这是因为公平属于经济伦理范畴，体现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价值；而效率则是一个经济概念，只是为了实现经济价值。因此反映在分配领域，公平要求尽量缩小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实现“均贫富”，而效率注重的是怎样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按个人贡献大小拉开收入差距，实现一部分人“先富”。因此，矛盾就不可避免了。

不过我们也大可不必悲观，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完全对立的事物。公平与效率也不例外。一方面，效率是公平的前提和物质基础。因为只有注重效率，将物质基础打牢做大，才有可能促进公平。另一方面，公平又是效率的条件和保证，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曾经在1965年提出一个“公平理论”，基本要点是：人的工作积极性不仅与个人实际报酬多少有关，而且和人们对报酬的分配是否感到公平更为密切。当我们有了公平的待遇和机会之后，就为提高工作效率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因此严格地说，真正的效率应该是一种公平环境下的效率，而真正的公平则必须是有效率的公平。

说完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我们还是回到税收之中来，为了体现税收的公平，同时还要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的效率，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标准主要是“累进式”的，也就是文章开头我们所提到的“累进税率”。

累进税率是一种随税基的增加而按照级距逐级提高的税率，它的形式有全额累进税率和超额累进税率两种。

全额累进税率简称全累税率，也就是将征税对象的全部数量都按照其对应的等级计算征税额。它的好处是方法简单，计算容易，但它存在一个不大公平的缺陷，也就是在两个级距的临界部位会出现征收不合理的现象。例如，张三月收入应纳税的所得额是1500元，适合他的税率是3%，而李四的应纳税所得额恰好比他多一元，也就是1501元，其实两个人的收入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可是李四因为超出了1500元，就归入了上一级，按照10%的税率缴税。也就是说，张三应缴税额是45元，李四却因为这不起眼的1元，必须缴150.1元——多冤枉啊！

因此，我国现行对于个人工资、薪金、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以及对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的税率计算均采用超额累进税率的方式。

超额累进税率简称超累税率，是把征税对象的数额划分为若干等级；对每个等级部分的数额分别规定相应税率，当征税对象数额超过某一等级时，仅对超过的部分按照高一级税率计算。这样逐级分别计算后，各级税额之和就是应纳税额。

就以个人工资薪金的计算为例，目前工资薪金所得税率为7级，征收范围是以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3500元以及附加减除费用后的余额，税率分别是：1500元以下3%，超过1500元至4500元的部分为10%，超过4500元至9000元的部分为20%，超过9000元至35000元的部分为25%，超过35000元至55000元的部分为30%，超过55000元至80000元的部分为35%，超过80000元的部分为45%。假如老张的工资应纳税所得额是5500元，那么应该分别对应1500元以下、超过1500元至4500元的部分、超过4500元至9000元的部分三个计税等级，计算方法就是：

1500元以下适用税率3%：税额=1500元×3%=45元

超过1500～4500元的部分适用税率为10%：税额=（4500-1500）×10%=300元超过4500～9000元的部分适用税率为20%：税额=（5500-4500）×20%=200元

应纳税额=45+300+200=545元

或者使用速算扣除数计算：

5500×20%-555=545元

通过这番计算，我们可以看出，累进税率的优点是税基越大，税率越高，这就可以实现公平的原则：使经济能力强的多负税，经济能力弱的少负税，收入越高，缴税越多。此外，在财政方面，它可以使税收收入的增长高于经济的增长，因而具有更大的弹性，更有利于提高财政收入的增长效率；在经济方面，它还可以自动调节社会总需求的规模，有利于保持经济的相对稳定，因此累进税率又被人们称为“自动稳定器”。正因为累进税率具有这么多的好处，目前它已经被很多国家认可并采纳。

顺便要补充的是，与个人工资薪金3%～45%的税率不同的是，个体工商户的税率为5%～53%。此外稿酬、劳务报酬、股息、利息、红利、财产租赁、转让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所得额，则采用20%的比例税额进行征收，在此不再赘述。

一个理想的社会里，并不一定是一个绝对公平的世界，一个富庶强大的国家，也绝不应该是一切为了效率而放弃公平的强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才是最切合实际的理想境界。

小说《财富的真相——你应该知道的98个经济学关键词》试读结束，继续阅读请看下面！！！